引子：「藝術家用謊言揭露真相，政治家用謊言掩蓋真相。」- V 煞 (V for Vendetta)
文學作品以虛構的故事，反映現實人世間的喜怒哀樂，感動讀者。 但世事無絕對，文學家亦可能會創作一些不真實的情節， 誤導讀者。法國小說家阿爾豐斯·都德（Alphonse Daudet）於1873年發表的《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會不會是其中一個例子？ 如果你在網上谷歌「最後一課 都德」，不難找到有文章說都德顛倒黑白、欺騙讀者，但亦有文章為都德辯護，究竟真相是怎樣一回事？
《最後一課》的歷史場景 — 阿爾薩斯
《最後一課》的故事發生在德法邊境 阿爾薩斯(Alsace)的一個村莊。法國在1870–71普法戰爭中戰敗，阿爾薩斯被劃歸戰爭後成立的德意志帝國。德意志帝國禁止該地區的學校教授法語，而轉為教授德語。小說透過小孩法蘭士的角度，描寫了最後的一節法文課。其中阿麥爾老師的一段說話，最為人傳頌：「法語是世界上最優美的語言，是最清晰的語言，最嚴謹的語言，我們應該掌握它，永遠也不要忘記，因為，當一個民族淪為奴隸時，只要它好好地保存自己的語言，就好像掌握了打開監牢的鑰匙」。《最後一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根據維基百科，「是一部全世界愛國主義教育的典範小說。」曾經先後成為日本、中國及香港的中學語文教材。 是數代人的集體回憶，激發不少人的愛國情感。在最近香港應否保留用廣東話教中文的爭議中，亦有人重提此文，以喚醒香港人珍惜自己的母語方言。
但如果大家對阿爾薩斯的歷史曲折有多點了解， 對引用此文來倡議母語教學或愛國，都應會有所保留。 都德的這篇小說，問題出在哪裏？先從一個雕像說起。在阿爾薩斯省首府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共和國廣場， 矗立一座名為斯特拉斯堡死難者紀念碑(Monument aux morts de Strasbourg），建於1936年，用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傷亡者。雕塑表現一位母親，膝蓋上有兩個垂死的孩子，雖沒有軍服識別，但像徵他們一個為德國戰死，另一個為法國戰死。這個雕像可說是阿爾薩斯人歷史命運的一個縮影。
阿爾薩斯位於德法接壤邊境， 東邊以萊茵河為界，與對岸德國只是一河之隔， 西邊和法國本土卻隔了一個海拔約一千公尺的佛日山脈(The Vosges)。可以想像，人種較接近日耳曼系，本地人的母語 — 阿爾薩斯語(Alsatian)，是一種被分類為高地德語的方言，書寫文字採用標準德語，但口語卻不能和標準德語互通，亦當然和拉丁語系的法語不相通， 從這個意義來說 ，無論法語或德語 ，都只是統治者強加於他們的外來語。在世的阿爾薩斯名人，最為人認識的，肯定是英超阿仙奴前領隊雲格(Arsène Wenger)。一般資料，大多會說他是法國人，但如果你對法語有點認識，會覺得他的姓氏不太「法國」，因為法語基本上不用w這個字母，法語有w的字大都是外來語。其他的近代名人，還有創立杜莎夫人蠟像館的杜莎夫人( Marie Tussaud，她本姓Grosholtz)、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醫生(Albert Schweitzer)。另外，追溯遠點，亦有資料指阿爾薩斯是歐洲聲名顯赫的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先祖的發祥地。 近代阿爾薩斯人處於德法的狹縫之間，兩邊不是人，從1871年算起主權曾經德法間四度易手。請參考下表：
阿爾薩斯的統治者：
~58BC-486 羅馬帝國
486–962 法蘭克王國或其分支
962–1648 神聖羅馬帝國
1648–1871 法國(波旁王朝/法國大革命/第一共和國/拿破崙一世/波旁復闢/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拿破崙三世)
1871–1918 德意志帝國
1918–1940 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
1940–1945 納粹德國
1945- 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
想像如果你是生於1871年前的阿爾薩斯人，如果得享高壽，可能一生中會轉換四次國籍， 國家於當時的阿爾薩斯人，就是和平時向它交稅，戰爭時為它捐軀，及無論何時，都要被迫學習它的官語的這樣一個管治集團。政治方面，更要面對外來當權者對你忠誠的猜疑，碰上對國家觀念認真，有鮮明政治取態同輩或不同輩的同胞，更可能因不同立場(親法/親德)而互指對方是賣國賊/漢奸/走狗。這就是生於那個年代的阿爾薩斯人的歷史宿命。
都德是否騙人？
經過上述對阿爾薩斯的簡介，我們回歸《最後一課》的塲景，究竟都德所描述的情節，有可能發生嗎？先再補充點資料：都德不是阿爾薩斯人，他生於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地區的尼姆(Nîmes)， 成年後大部分時間在巴黎工作和活動，沒有長時間生活在阿爾薩斯的紀錄， 但他應到過阿爾薩斯，因為他的另一篇作品《亞爾薩斯！阿爾薩斯 ！》，描述了他在阿爾薩斯西南部Le Ballon d’Alsace山區遠足的愉快體驗，和當地人應該有某個程度的接觸。雖沒有關資料，但他懂得說阿爾薩斯語的機會很微，如前述，就算他懂標準德語，亦不能和一般阿爾薩斯人作有效溝通。 可以猜想他對阿爾薩斯的第一手了解，只能透過會說法語的當地人或在當地生活的法國內陸人(Les Français de l’intérieur — 阿爾薩斯人慣稱呼法國其他地方為內陸)。
法語在都德的年代在阿爾薩斯有多普遍？ 1789法國大革命是法國地方語言政策的一個分水嶺，之前的波旁王朝採取放任政策，在教育甚至在地方行政仍保留德語作媒介，法語的普及只停留在當地少數菁英階層。 法國大革命後情況起了很大的變化， 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觀念開始抬頭， 掌權者鼓吹「一個民族 ，一種語言 」(Une nation, une langue)，政府官辦的國民教育開始成形 (以往多是教會辦學)，不止推廣書同文，以某種方言(通常是首都所在地) 為標準國家口語的意識亦萌芽， 語言被用作為團結國家的工具，和愛國的象徵， 操方言的國民的忠誠被猜疑，方言開始受到立法打壓。
當然，語言的改變不能在一夜之間發生，法國政府最初亦要面對師資缺乏等問題，在阿爾薩斯，法語普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及後數十年法語的教學由中學逐漸擴散到小學，在1859年小學全面改用法語教學，德語學習只能放在下午末段，每週約兩小時半。 再加上每週約三小時的宗教課(catechism)，仍用德語進行。 直至1870年的普法戰爭，十一年下來，教育了一批青年， 他們日常以方言交談， 以標準德語誦讀聖經、祈禱，但書寫法文卻比德文流暢(註1)。要補充的是，當時教育雖漸普及但仍非強制，有機會受教育仍多是中產或以上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又或富農子弟。根據維基百科，1860年代晚期約有15%的亞爾薩斯人會說法語。
上文說都德曾到過阿爾薩斯的西南遠足，《最後一課》故事背景的村莊又在那裏？文中提及小孩法蘭士曾走堂去溜冰的薩爾河(La Saar)，是在阿爾薩斯西北。我們無從知曉都德是否到過那裏，或《最後一課》的村莊是否純屬虛構。故事中的人物，老師阿麥爾(Hamel — 法語h不發音，不應譯作韓麥爾)應是法國內陸人，阿麥爾這個姓氏源自法國北部皮卡第（Picardie）地區，文中亦提及他到了當地有四十年，政權易手後會離開。 其他人物，小孩法蘭士(Franz)，鐵匠華克特(Wachter)，老人侯瑟(Hauser)，都是德語系的名字或姓氏，應代表他們是當地人。 老師阿麥爾發表親法言論，可以理解，但阿爾薩斯本地人，真的對法語這麼眷戀？都德是否騙人？ 筆者最初亦有這個想法，但經過再番思量，決定為這個議題留白，畢竟人世間事情不是非黑即白。
阿爾薩斯1871和香港1997
如果以香港作比較大家可能會更易理解當中道理。1871年的阿爾薩斯和1997年的香港雖處於不同的時空，但卻有不少純屬巧合的雷同：
- 兩個地方都是回歸一個人種語言文化都較接近自身的政權統治；
- 與回歸的政權都是書同文，但口語不能互通(對於未受過語言訓練的人，廣東話和普通話都是雞同鴨講，中文書寫雖有繁簡之別，大体應算是同文)；
- 舊政權的國語，較有國際地位(法語從十七世紀開始取代拉丁文成為國際外交語言，地位比德語高；香港的情況，英文和中文的國際地位，何者為高，想不用多說)；
- 兩地人民，都面對未來統治者對自身忠誠的猜忌；
- 兩地人民都經過舊政權長達百多年的統治，對舊政權的文化有某程度的認同。香港，當是指所謂自由人權法治民主等西方價值觀。在阿爾薩斯，亦有不少人認同1789法國大革命的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國歌《馬賽曲》（La Marseillaise）和阿爾薩斯有點淵源。此歌詞曲皆由克洛德·約瑟夫·魯日·德·李爾(Claude Joseph Rouget de Lisle)於1792年法國大革命期間在阿爾薩斯斯特拉斯堡市創作，原名為《萊茵軍團戰歌》（Chant de guerre de l’Armée du Rhin)，作者雖不是阿爾薩斯人，但亦可窺看當時阿爾薩斯的革命氛圍。 阿爾薩斯人在革命後的法國亦很受重用，在拿破崙的軍隊裏就有比例很高的阿爾薩斯將領(不要忘記，拿破崙不是法國本土人，他生於科西嘉島，母語科西嘉語較接近意大利語，也許是這個原因，他對於同是法國外地人- les Français de l’extérieur — 的阿爾薩斯人或較少偏見)，而在拿破崙三世時負責重新規劃巴黎市的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亦祖籍阿爾薩斯。
如果大家可以同意在香港，確實也有不少人親英，在語言上重英輕中，應不難想像都德在阿爾薩斯旅行，接觸到懂法語的當地人，也可能得到阿爾薩斯人親法和重視法語的印像，而啓發他創作《最後一課》。對於都德來說，他是在描述他所看到的現實，雖然場景放在鄉村而不是城市，或嫌誇大，但誰能一口咬定都德存心欺騙，那情節一定不會在現實發生？
阿爾薩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
或許仍有人認為都德所描述的只是少數，大多數阿爾薩斯人應該還是高興回歸較接近自己文化語言的德意志政權。逝者如斯，我們已不能回到1871的時空作民意調查。但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興趣，大可在網上搜尋，這方面的文獻很多，因為阿爾薩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已成為社會科學界的一個經典研究案例。筆者非專家學者，不想班門弄斧，只想插嘴提出兩點供大家參考：
- 比較少人注意的是，對部分阿爾薩斯人來說，宗教的身份認同可能比國族的認同更重要。阿爾薩斯被認為是法國宗教氣氛最濃厚的地區，1905年政教分離的法例沒有包括阿爾薩斯，因為那時它仍屬於德意志帝國，現今阿爾薩斯一百八十萬人口中，有七成羅馬天主教徒，但約有三十萬基督新教徒，大部分屬路德會，他們的傳統宗教語言是德語(不要忘記，宗教改革先驅馬丁路德，是說德語的)，雖然如此，對國族政權的忠誠，可能只是他們的次要考慮，基督新教徒的身份才是首要。補充此點，只為說明阿爾薩斯人身份認同的複雜性。(註2)
- 普法戰爭後簽署的1871法蘭克福條約，給與阿爾薩斯人選擇國籍的自由 ，選擇法籍的需要離境，留下的會歸為德籍。據說約有十萬人離開( 阿爾薩斯當時人口大約一百萬)，多數是中產或以上的城市人，造成了阿爾薩斯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情況就等同97香港移民潮一樣。留下的阿爾薩斯人是否表示他們都是親德？用香港作比對，比較公道的說法是，一般平民百姓，往往都是無奈被動地接受政權的更替，其實談不上親近哪一國政權。尤其是農民，怎能放棄自己耕作的土地？( 離開的確實人數其實有很多爭論，當時法國政府甚至說有多達五十萬人離開，立場比較親德的則說只有五萬或更少，且很多人之後回流。) (註3)
《最後一課》的二十一世紀意義
回到本文的引子，都德可能並沒有說謊，但《最後一課》卻又好像有點荒腔走板，難言是真相的全部。 當它是愛國教育的典範，好像有點說不過去， 中國人和日本人將它放在中學教科書作為愛國教材，是否表錯情？再用香港97作比喻，想像一個英國作家，在享受香港行山樂趣之餘，和操英語的本地人交流，得出香港人熱愛英國文化和英語的印象，遂虛構出沙頭角鄉村小學97前的最後一課英語，老師史密夫先生教誨學生小明要好好掌握自己的國語英語，作為他日衝破籠牢的鎖匙，如此這般的親英愛國情節，雖然令人熱血沸騰，看在英國掌權者眼裏，都會稍覺誇張得令人有點難為情。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甚麽《最後一課》的原產地法國，當地政府就從來沒有將此文放進教科書，作愛國教材。
《最後一課》是否已完成它的歷史任務，當下閱讀已全無意義？身處二十一世紀，審視書成於十九世紀的《最後一課 》，或許我們可以將它作為一面歷史的鏡子，助我們明白都德所處時代的局限， 亦對比現今人類社會有否進步或倒退。對筆者來說，此中主要有兩個議題： 一是地方語言的消長，二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復闢。
民族主義 — 地方語言的殺手
都德處身的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觀念開始形成並生根。相比以前，部落社會規模較小，成員大致都說同一語言；由部落進化至帝國，地理覆蓋可以很廣，但只要你不是在朝廷做官，準時繳納賦稅，沒有圖謀造反，皇帝對你是不是說統治者的語言，並不理會。人類社會進化至民族國家，掌權者卻反而在意語言作為統治工具，開始規定統治者的方言為「國語」，並鼓吹說國語為愛國的象徵，說其他方言的國民，忠誠受到猜疑，方言開始收到打壓，政府亦開始推行制度化的普及國民教育，從小教導規範人民說國語，從此展開了人類社會大規模消滅地方語言的運動。
以法國為例，本來有很多方言， 除阿爾薩斯語，主要的還有，奧克語(Occitan)、布列塔尼語(Breton)、巴斯克語(Basque)、 科西嘉語(Corsican)、 加泰羅尼亞語(Catalan)等。作為國語的法語，在1789法國大革命時只有一半人口能說，遲至1871年，亦只有四分一人口以法語作為母語。 自十九世紀法國推行國民教育，只教授標準法語，說方言的學生會受到懲罰，方言被標籤為落後、羞恥的象徵。兩個世紀下來，在法國會說地方語言的人大大減少，以阿爾薩斯為例，根據最近的人口統計，只有39%的成年人能說阿爾薩斯語，在年輕一輩中的普及率更趨下降，只有四分一小孩人口能說，而僅十分一經常使用。可以看到，地方語言成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犧牲品 。西方社會已漸漸察覺這方面的政策失誤，法國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地方推行國語及方言並行的雙語教學。在1992年，法國簽署了歐洲區域或少數民族語言憲章(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 ，但卻仍未制定相關本國法例。
都德是普羅旺斯人，母語是奧克語分支的普羅旺斯語(Provençal)，他應該感同身受阿爾薩斯人的方言困境，但在當時民族主義熾熱的氣氛下，他似乎真誠地相信阿爾薩斯人應該說好法語，國語就是民族的救贖，絲毫沒有提及阿爾薩斯人的語言狀況，這是都德處於那時代的局限。這種思維，在二十一世紀主張多元包容的大環境下，似乎有點不合時宜。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消滅一種語言，就等於文化上的種族滅絕，我們尊重每種語言，並不需它是特別歷史悠久或典雅，只因每種語言都盛載著每個文化對世界的認知，例如愛斯基摩人對雪有豐富的詞匯、阿拉伯貝都因人(Bedouin)對駱駝有很細微分類(前者似乎有很多爭議，後者可參考以下連結, 駱駝詞匯逹七十多個)，這些已幾乎成為語言界的陳腔濫調(cliché)，消滅一種語言，也就是消滅人類的文化遺產。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要求香港的教育高官/國家掌權者有這種常識，而不是都德十九世紀的思維，想不是過份吧？
再者，香港教育高官說世界很少地方用廣東話學習中文，似乎是認為學習語言要跟主流、隨大隊。這裏講一個極端例子 — 愛爾蘭語， 愛爾蘭就因為跟主流，最後丟失的不只是方言，甚至是自己的國語。愛爾蘭語和英語屬不同語系，前者屬凱爾特語系(Celtic)，後者屬日耳曼語系。愛爾蘭是歐盟中經濟增長最快的成員國，吸引很多外商投資當地，箇中原因，是當地英語普及率非常高，經濟成功的代價，是愛爾蘭語的衰落：愛爾蘭四百八十萬人口中雖約有四成懂愛爾蘭語，但卻只有少於2%的人(大抵多是偏僻鄉郊的老人家)用它作日常交談，比例上可能是世界上最少人用的國語。為何會這樣？愛爾蘭歷史上長期受英格蘭統治，1830年代開始的普及國民教育，當然是用英語作教育語言，愛爾蘭語被禁止在課堂使用。1840年代的大饑荒導致很多人移民國外，主要去美國或英國，都需要懂英語。愛爾蘭雖在1922年獨立，但經濟誘因促使英語漸成為主流語言。現在學校雖有愛爾蘭語課，但多用於寫作，課堂外很少人用它作交談，愛爾蘭語可能已經是回天乏術。所以，在學校學習中文用主流的普通話，好比母語廣東話的屠城木馬，這種實用主義/效率主義引起的惡果，愛爾蘭語是前車之鑑。
全球一體化退潮，民族主義復闢？
法國政府沒有將《最後一課》放進教科書， 現在法國人也少有談及這篇小說，畢竟時代在進步，隨著歐洲一體化、歐盟的成立，西歐已不需要都德那個年代那種敵愾同仇的愛國意識。可惜隨著中國大國崛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和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有復闢的跡象。有些知識分子，更揶揄歐盟官僚，其實這是對歷史的無知，歐盟的成功其實就正在於它的官僚，回望歷史，歐洲這些國家，千幾年來都是打過你死我活，現在用不到半世紀的時間，可以用官僚來處理問題，而避免了生靈塗炭的戰爭，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對照在亞洲這一邊，我們能想像號稱文明古國的中國會有朝一日和日本、韓國廢除邊界、用同一貨幣、法津？ 歐盟體制的成立和運作，使西歐再戰爭的機會大大減少，我們寧願國家在官僚體系泥漿摔角，也不願它們兵戎相見吧？
我們不要以為和平是理所當然。現在，強國的掌權者，不是常強調本國軍隊不只要能打仗，還要打勝仗嗎？本地的政界意見領袖，又為國產航母到訪表示自豪，他們其實有沒有想過，其實航母本質是將人炸過粉身碎骨、血肉模糊的殺人武器，正常人應對這些東西感到自豪？如果讀到這裏，你恥笑我是婦人之仁， 這其實更加證明大家生於和平，對戰爭的殘酷缺乏認知。
國家，愛還是不愛？阿爾薩斯的啓示
曾經，我們以為全球一體化是不可逆轉，現在，卻似乎迎來各地民族主義的復闢。不少中國人不滿都德的《最後一課》，正正是因它欺骗了他們的愛國情感，但我們真的需要這種情感？你或許以為，愛不愛國，適從尊便，但愛國始終都是一種正能量，沒什麼不好吧！ 回望這兩百多年民族國家興起的歷史，正告訴我們，民族主義在和平年代，成為地方語言的文化殺手，在戰時，又成為戰爭的推手：保家衛國固然是愛國，但你能說二次大戰 日本人、德國人參軍不是為了愛國？
國家本質是什麼？我們為何需要愛它？都德《最後一課》的場景阿爾薩斯，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思考箇中問題。不少人認為愛國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無需討論：身為中國人就當要愛中國。試想像上文提及生於1871年前的阿爾薩斯人可能一生要四次轉換法籍或德籍，根據上述的「自然」愛國邏輯，豈不是每轉一次國籍，都要換一個國去愛？ 對之前的國家，卻又等同賣國， 墮入愛國/賣國的荒謬循環中。又有一個講法是，我們可以不愛政權，但愛國家就沒問題。不愛共產黨，但愛中國。阿爾薩斯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和國家根本就分不開， 國家，按照定義(By definition)，就是某個政權管轄的地盤，政權的更替或消長，都會改變國家的地理位置大小 和民族成分，愛國不愛政權，根本難以操作。
民族主義者會說，阿爾薩斯的問題，就是因為阿爾薩斯人沒有自己的國家，他們應該追求獨立，建立民族國家，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愛自己的國家了。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的虛妄，就在於他們以為現實世界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甚至非敵即友，國家民族，可以輕易地在地圖上整齊地劃分出來。但現實世界其實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往往難以分類，不是截然劃分的拼圖板塊 ，而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以阿爾薩斯語為例， 鄰近德國和瑞士亦有人說相同的語言，阿爾薩斯語本身，又再可碎片化為兩種主要方言：上萊茵(Haut-Rhin)方言和下萊茵(Bas-Rhin)方言，之下還可以再細分，以語言決定國家分界，不是想像般容易。民族界線亦如是，例如民族主義者認為加泰隆尼亞人獨立，天經地義， 但現實中不少加泰隆尼亞人和西班牙其他地區的人通婚，他們的下一代，還是否加泰隆尼亞人？應該支持獨立、還是反對？ 這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道理，亦可在法德之間體現，法國全名中的法蘭西(France)，源自中世紀法蘭克王國(Frankish Kingdom)，其中查理大帝(Charlemagne)，是羅馬帝國後首個統一法國全境的國王， 但法蘭克人其實是日耳曼部落，語言亦屬日耳曼語系。
戰爭決定國界
大家幸好毋須糾纏怎樣的民族或語言體系才應該有自己的國家，因為人類歷史古往今來，國家的國界並不是由人民投票決定，而全是由掌權者發動戰爭決定。直至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人類社會才有和平的重劃國界案例(德國統一和捷克的分治)。
所以，年前曾鈺成說美國南北戰爭不是為了解放黑奴，而是反國家分裂戰爭，其實並非什麼高見：人類社會，由部落、帝國發展至民族國家，都是靠戰爭武力决定國界，反過來說，歷史上的戰爭，絕大部份是掌權者要擴張或保持自己統治的地盤範圍而起。美國1861–65年的南北戰爭也不例外， 曾鈺成漏了說的是，在南北戰爭十多年之前的1846年，美國侵略墨西哥，經過兩年戰事，成功呑併加利福尼亞州、內華達州、猶他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部分的科羅拉多州、堪薩斯州、懷俄明州和奧克拉荷馬州，也在戰勝和約，確認了之前兼併的德薩斯州。為美國增加了二百三十萬平方公里領土，幾乎等於美國現有面積的四分之一，比法國、德國、英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加起來還大(註4)。南北戰爭前後，還有向美國原住民發動的大大小小超過四十場的戰爭(American Indian wars)，以鞏固美國的「領土主權」。還莫說加拿大於1867年匆匆立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害怕美國南北戰爭後繼續揮軍北伐，乘勝將美國領土擴張至整個北美洲(1866年，美國國會曾有草擬法案兼併加拿大，但不曾付諸表決) 。
從香港角度看，上述的歷史其實不太久遠，都是發生於第一次鴉片戰爭香港被割讓後(當然更後於普法戰爭)。美國歷史似乎不用「侵略」來形容這些事件，若以中國歷史慣用修辭，會說美國掌權者「武功顯赫」，完成「統一」美國大業，就像中史少有強調秦朝侵略南方百越，而說是「統一」中國( 統一，其實是美化侵略的修辭)。但曾鈺成大可嘲笑美國，最後沒有成功(武力)統一北美洲， 未有完成它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成就不及東方強國。
民族國家超越上帝
人類歷史，古往今來戰火不斷，都是掌權者爭奪土地統治權而起，到了近代有了民主制度，才有權力和平轉移 的可能。古代部落或帝國，掌權者都假借天意，戰勝者以自己是真命天子，統治地上權力来自上天(西方則是源自基督教的上帝)。到了民族國家階段，亦借屍還魂：美國十九世紀的領土擴張，背後的信念是所謂「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天意是命中註定美國要將其優越的文明體制，擴散北美洲，直達太平洋。期間甚至有討論是否將這天命擴展至中美洲墨西哥，但有意見認為墨西哥有太多源自阿茲特克帝國的原住民，不配接受美國的優越文明體系(亦難以全數消滅或驅逐 )，所以作罷。
身處二十一世紀，大家 可能覺得以往這些思維匪夷所思，現代政治主流論述是主權在民，國家統治者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再不會有掌權者說自己是上天授權這般過時，但殊不知強國的統治者已暗渡陳倉，將自己的權力甚至置於超越上天宗教之上。君不見強國立法懲罰侮辱國歌/國旗的國民，但卻沒有立法禁止國民侮辱/焚燒宗教典籍，是否已毫不隱晦地將主權象徵置於比宗教更神聖的地位？掌權者權力不只不來自上帝，而是超越上帝，這是人類文明的進步，還是倒退？
人為虛構的民族國家
國家的本質，基本上是提供公共服務和管理公共資源分配的行政單位，其實是很世俗，沒什麼神聖可言。但掌權者會編造種種國族論述，甚至神話來合理化自己的權力。社會學家一般會說國家只是一種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亦有說國家是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較具啟發性，是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的說法：國家純屬虛構 (Fictional)。 對一般人來說，國家可以抓人坐牢甚至發動戰爭，怎會是虛構？ 容我修正哈拉瑞的說法： 國家管治機器是「實」構， 但國族的論述則純屬「虛」構。這裏舉兩個關於中國的例子：
1. 虛構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一詞，是晚清梁啟超所創，其中「民族」更是和製漢語， 是日本學者在幕府末明治維新初期翻譯外語創造的漢字詞滙。既然屬於新詞，定義就任由創造：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表示「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它是「我中國主族，即所謂炎黃遺族」，但又說「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既屬虛構新詞，定義龍門可以任搬。
2. 強國掌權者說，老祖宗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丟：這樣的祖宗純屬虛構，我們很難想像掌權者的祖宗，跟西藏人、蒙古人、新疆人是同一個，而且祖宗是哪個和某個政權應該管轄甚麽土地根本無邏輯關係，我們亦難想像各民族的老祖宗是信奉共產主義。按照人類學比較科學的說法，我們人類的老祖宗都是來自非洲。莫非強國想遠征非洲 ，將非洲人民包容於中華民族？
哈拉端認為，人類社會關於宗教、國族的論述都是虛構的「故事」，其實都經不起科學理性的驗證， 但多數人還是選擇相信。「這些故事大部分屹立不倒，是因為屋樑的重量，而不是因為根基的穩固」(Most stories are held together by the weight of their roof rather than by the strength of their foundations) (註5)， 因為如果這些故事崩塌， 很多人賴以安身立命的人生意義就蕩然無存，陷入虛無，所以大部分人都寧可繼續攀附這些虛構的故事 。
其實中國古代智慧，也有可以將民族國家本質一語道破的說法，就是一個「偽」字，意指「人為」，與自然相反。道理其實明顯簡單：現今世界的民族分類是人為概念，政治操作，根本沒有科學基礎，上世纪中葉開始科學家已基本同意人類只有一種(Homo sapiens is one race)，約七萬年前從非洲散居世界各地，因應氣候環境，衍生出不同膚色毛髮，但遺傳基因 99.9% 都相同。同樣，國家亦是人為概念，現實世界不是國家地圖，大自然根本沒有國界。
施永青在他一系列批評環保的文章裏面曾有以下金句：
-人類是為了自己的需要才倡議環保的，自然界自身是從來不理會環保不環保的；
改寫用來形容國家，其實更加貼切，以下試舉數例：
- 國家分裂是人爲概念，自然界沒有國家分裂；
- 掌權者是為了自己的需要才倡議國家安全，自然界自身是從來不理會國家安全不安全；
- 愛國只是人類自己弄出來的概念，地球可沒有這樣的需要。
大自然是科學客觀的存有，是人類的真正家園，相對于虚構的民族國家，何者更需保護，何者的安全才是真實的議題？
中文裏有很多關於國家變天的詞匯，例如亡國、國土分裂，給人山河變色、天崩地塌、世界末日的感覺，其實說穿了，只是政權更替，大自然不會因為某個政權的消失而瓦解，青山依舊、綠水長流。我們對亡國的負面印象，只緣於政權改變往往都伴隨戰亂，皆因人類文明數千年，統治者都只懂利用戰爭武力擴大/ 維繫權力，也難得主流歷史論述，對這些發動戰爭的帝王將相，褒獎有加，例如凱撒大帝、成吉思汗其實都是滿手鮮血，殺人數以十萬甚至百萬計的侵略者。二十世紀人類有了民主制度，權力和平轉移才算有了少許希望，但世界各國掌權者是否能饒人民一命、放人民一馬？
人類社會的最大謎團，就是佔世界人口99.99%以上的平民百姓，他們的人生現實是正常的今晚食咩餸，週末去哪玩，放假遊哪國，長遠點的是工作晉升、子女教育、 退休規劃等等。所謂大國崛起 、明爭暗鬥、互相圍堵，其實只是少於人類0.01%的掌權者虛構的故事劇本。問題是，為什麼大部分人不相信自己的平凡生活才是真實，而選擇相信極少數掌權者虛構的國家故事，才是真實的現實， 樂意讓他們浪費公帑，建軍備武，發動戰爭，甚至參與其中，充當炮灰？ 為什麼99.99%人的人生現實不及0.01%人的虛擬故事更真實重要？或許這就是佛教所說的共業？
回到文首的引子， 政治家用謊言掩蓋真相，更用「國家」這個故事，虛構真相。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國家本是人為虛構，何需執着愛恨？也許一切都是緣於眾生的無明。「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講完！多謝收看！
(註1) Die Sprochmühle / Les langues à l’école d’Alsace — Ecomusée d’Alsace
(註2) Linguistic, religious and national loyalties in Alsace — Katharina Vajta
(註4)/ (註5)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 Yuval Noah Harari
